彩禮作為婚嫁領域的傳統習俗，具有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近年來彩禮數額較大，涉彩禮糾紛案件數量呈上升趨勢，甚至出現因彩禮返還問題引發的惡性刑事案件。去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國婦聯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人民法院涉彩禮糾紛的典型案例，以統一類似糾紛案件法律適用標準。當天，最高人民法院還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

彩禮本來是偏家庭和私人性質的，通常由男方或其家庭依據習俗向女方或其家庭給付財物，以示誠意和承諾。然而，近年來涉彩禮話題的新聞屢屢引發社會關注，使之從個人問題變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

給彩禮定規矩，拿錢就跑必須退 

關于彩禮，之前的法律定性是“以結婚為目的的贈予”，這某種程度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催生“結婚是創業、閃離就致富”的套路。某些女方拿了彩禮就立馬消失，或領了結婚證后拒絕跟男方共同生活，然后要求離婚，將高價彩禮據為己有。

“這樣的事情一多，引發了社會問題，司法系統只好給這個定性打上一些補丁。”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管委會副主任、北京市律師協會婚姻家庭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張荊表示，之前新聞報道過四川涼山因討要彩禮而發生的一起惡性事件。男方已給付30萬元彩禮，女方悔婚后只愿退回15萬元，多次討要無果，引發悲劇。

“現在再遇到新聞中這類情況，男方就可以依法要求對方返還彩禮了。彩禮和借婚姻索取財物，兩者有不同的內涵。最高法提出，讓彩禮定位于‘禮’而非‘財’。彩禮回歸到‘禮’，這是民間習俗的延續。但把彩禮作為索取財產的工具，則屬于違法行為。”張荊說。

根據最高法人民法院解釋，返還彩禮的情形如下：1.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可以請求返還彩禮。2.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離婚時可以請求返還彩禮。3.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離婚時可以請求返還彩禮。

給彩禮范圍畫個圈兒 

對于彩禮如何界定，是實際操作中經常遇到的問題。由于各地風俗習慣不同，人們對于彩禮的認知存在很大差異，特別是在具體案件中，由于當事人雙方立場、訴求及利益的不同，對于哪些財物應當計入彩禮范圍、哪些財物屬于贈予或正常往來、陪嫁物品如何折價等均存在爭議。

常見的婚約財產糾紛中，就雙方之間的給付，主張返還彩禮一方（通常為男方）往往將其交付或者支出的所有費用均主張為彩禮性質，要求返還；而女方往往僅認可聘禮部分的金額，其余部分如三金、見面禮、改口費等均主張為贈予性質。這導致實踐中彩禮數額難認定。

《征求意見稿》首次對彩禮進行界定，具體提出，下列情形給付的財物，不屬于彩禮：（一）婚約一方在節日、生日等有特殊紀念意義時點給付的價值不大的禮物、禮金；（二）婚約一方為表達或者增進感情的消費性支出；（三）其他價值不大的財物。

此次最高法公開的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3就涉及彩禮的界定問題。劉某與朱某（女）2020年9月登記結婚。劉某于結婚當月向朱某銀行賬戶轉賬一筆80萬元并附言為“彩禮”，轉賬一筆26萬元并附言為“五金”。雙方分別在不同省份的城市工作生活，后因籌備舉辦婚禮等事宜發生糾紛，于2020年11月協議離婚，婚姻關系存續不到三個月。離婚后，因彩禮返還問題發生爭議，劉某起訴請求朱某返還彩禮106萬元。關于案涉款項的性質，審理法院認為，除已明確注明為彩禮的80萬元款項外，備注為“五金”的26萬元亦符合婚禮習俗中對于彩禮的一般認知，也應當認定為彩禮。但鑒于雙方已經登記結婚，且有共同籌備婚禮儀式、共同旅游、親友相互往來等共同開銷的情況，對該部分費用予以扣減。據此，法院酌情認定返還彩禮80萬元。

“價值不大”又應如何認定？張荊告訴記者，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判斷價值還需結合本地區的經濟水平以及支付人的實際能力進行衡量。同時，充分尊重民間習俗，以當地群眾普遍認可為基礎，合理認定彩禮范圍。她表示，高價彩禮一般發生在較落后的鄉村、邊遠地區，與農村男女性別不平衡和思想觀念有很大關系。農村部分家庭培養女孩就是為了有一天收一筆高昂的彩禮費，這和當地一些重男輕女的觀念也有一定關系。需要改變老一輩人的觀念和整個當地文化，打破這種認知。

共同生活時間成重要依據 

據了解，當前涉及彩禮返還糾紛比較多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閃離”的情況，即雙方結婚后很快離婚；另一種是未辦理結婚登記但已經共同生活的情況。這兩種情況下，給付彩禮一方是否可以要求對方返還彩禮呢？主要的考量因素有哪些？

最高人民法院明確：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充分考慮彩禮的目的性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時間、婚姻登記、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在締結婚姻這一根本目的實現上的比重，合理平衡雙方當事人權益。

《征求意見稿》稱，雙方已辦理結婚登記且共同生活，離婚時一方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時間較短且彩禮數額過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彩禮數額、共同生活時間、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有無孕育子女、雙方過錯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

“按照目前法律規定，返還彩禮有三種情形：沒有登記結婚的；登記結婚以后沒在一起生活的；登記結婚并在一起生活后，造成經濟困難的。《征求意見稿》改成兩種情形：在一起生活的和沒有在一起生活的。”張荊說，“現在有更多年輕人，在不領證的情況下同居生活并生育，這次《征求意見稿》的調整和當下婚姻的形態變化有關，更貼近現實生活。”同時，針對《征求意見稿》中多次出現“按照習俗”“結合當地習俗”這類表述，張荊認為，相關司法解釋中不能完全摒除“結合當地習俗”這種說法，是因為彩禮本身就和傳統習俗掛鉤。“最高院的司法解釋更接地氣。”張荊稱，“要留住禮儀之邦的‘禮’，又要解決借‘禮’之名索取財物的行為，《征求意見稿》正是試圖在其中尋求一個平衡。”

針對典型案例2中，以夫妻名義生活數年且育有子女，男方仍要求返還彩禮的情況，很多人十分關注。審理法院認為，若在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數年且已共同養育子女兩年后仍要求返還彩禮，對女方明顯不公平，故判決駁回男方的訴訟請求。

“本案判決符合當地風俗習慣，平衡各方當事人利益，特別體現了對婦女合法權益的保護。”張荊回答，“但是現實生活當中，這類女方跟男方已經在一起共同生活，并且生育了子女的情況，如果涉及到分開，還是會有大量男性提出要求返還彩禮。”

據張荊分析：“男性的這種心理，就覺得似乎是通過花錢來買斷一個女性的一生相伴，如果到了中間階段發生斷裂，這個關系無法繼續下去了，那么男方就覺得我不能人財兩空，你得把我出的錢還給我，而并不會考慮女方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也付出了自己的時間、精力，生育養育孩子的心血，身體的損耗，很少能夠站在女性的角度考慮問題。其實根本原因是由于彩禮，尤其是高額彩禮的行為，本質上是對女性的物化，這種物化是雙方合力的結果，比如女方父母將女方作為交付，要求男方支付大額彩禮，那么男方對女方的理解就是我花錢了，一旦終止這個關系，就得把錢還給我。”

她建議，彩禮要回歸到“禮”的本身，從傳統風俗習慣的角度出發，禮只應該具有象征性的美好意義，否則就特別容易引發社會矛盾。因為感情是動態的，并不是錢可以衡量并綁定的。隨著司法實際的推行和移風易俗的大力倡導，整個社會的風氣一定會有好的變化。